李建伟 研究员

第一，疫情对经济会造成较大的外部冲击，但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全球性衰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而这个-6.8%，主要是受2月份的影响。按照PMI指数初步估算，2月份疫情对第二产业的影响约在5000多亿，而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约在1万亿。一季度整体损失约为3万亿，这是过去我们已经发生的损失。随着国内复工复产进度进一步加快，人们慢慢地会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疫情虽然还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正在逐步弱化，例如3月份PMI指数就已经恢复到荣枯线以上。3月份国外疫情开始爆发，这对我们的出口、国际产业分工带来冲击，当然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预期十分悲观，但我判断，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今年的经济形势虽然会受到较大冲击，但这种冲击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外部因素造成的短期冲击，与1929年全球经济衰退、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等由经济机制自身问题带来的经济衰退，有本质差别，疫情缓解后各国经济都会迅速恢复正常运转，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持续深度衰退。

第二，疫情在短期内对就业会有冲击，但中长期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才是问题。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就业形势、经济增长，大的趋势是现在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不足的状态。人社部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从2010年的一季度开始，70个大中城市的求人倍率比提高到1以上，到2018年四季度的时候，求人倍率提高到1.27，这意味着企业将近有30%的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已经从过去的过剩转变为总量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国的经济保持正增长，就业方面的问题就不会很大，就业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不足和结构性问题。例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招工难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不仅是本科院校，包括职业院校在内的毕业生对就业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总体而言，当前的疫情冲击主要还是短期影响，从中长期来看，对我国整体就业形势、以及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蓝庆新 教授

第一，企业的复工复产呈现结构化特征。在复工复产方面，内需型企业要好于外贸型企业，服务业企业要弱于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中，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线上需求带动了行业增长。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可以更多地创新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例如，把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中小企业融资，打破信息孤岛。通过区块链技术，银行就能快速掌握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等信息，银行就可以开通绿色通道给中小企业放贷，极大提升企业融资的效率。

第二，新基建为企业带来新契机。在疫情影响下，涉及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甚至还有一些业务拓展空间。今后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会不断增加。国家在新基建方面的投资增长，也将为企业带来新的契机。下一阶段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也可能就出现在数字经济领域。

第三，外资和境外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我国传统的外资招商工作已陷入停摆。国际的一些声音也将疫情不断地政治化，使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受到影响。现在应出台更加精简的外资准入清单，来扩大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外资准入，放宽在基因诊断治疗及相关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外资准入限制，持续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疫情导致的境外金融市场不确定在增加，这也会对国内的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为此，应实行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推动金融的稳定发展。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缓解服务业就业困难。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更加愿意选择在服务行业就业，而服务业一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二是像数字经济这类的服务行业，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服务业的就业困难问题。

岳昌君 教授

第一，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我国在短期内遏制住了疫情的影响，但长期来看还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能够达到零增长就比较乐观了，非常可能出现负增长。

第二，总体就业形势严峻。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的就业形势也很严峻。我国经济增长从2010-2019已连续9年呈下降走势，今年的增长率很可能掉到6%以下。就失业率来看，我国去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失业率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

第三，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困难。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或就业景气指数显著下降。从需求来看，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不太有利的。从供给来看，今年高校毕业生约874万，较去年增加了40万，是近年来增量最多的一年。同时近几年留学回国人数又呈现井喷现象，估计今年新增留学归国人员有60万，他们也要找工作。所以今年的就业形势应该说是雪上加霜。

第四，长期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数量无忧但质量可能下降。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其中有一个原因和就业期望有关系。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比较严重，收入、就业满意度、工作环境和个人发展空间都有很大的差异。高校毕业生收入期望是处于劳动力市场上半区的，我觉得疫情对今年就业的影响，短期来看是比较严重的。长期来看的话，高校毕业生是比较宝贵的人力资源，只要将求职期望适当地降低，并积极努力地去求职，加之国家出台了很多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最终找到工作应该不存在问题。所以，就业在数量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质量上会有所下降。

邢春冰 教授

第一，疫情影响就业地点选择。很多学生在找工作时，会选择留在学校所在地。而学生无法返校就可能无法实习，进而影响到就业地点的选择。对于大学生来说，找工作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它的潜在收入，或者说教育回报率，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像北京、上海、江苏这些东部经济发达省市的教育回报率会更高一些，所以学生认为在这些地区就业的质量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疫情影响下，可能很多学生根本无法回到学校，这对他们就业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疫情加剧大学生群体内部收入差距。90年代初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组内收入差距实际上是很小的，但近年来，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疫情影响下，农村地区学生的基础设施条件有限，即便网上面试，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不利的影响。如果疫情对于不同来源或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的影响不一样，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大学生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第三，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呈现结构化特征。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不同的行业、不同职业之间的分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在于，制造业就业增长相对缓慢，服务业增长的非常的快。服务业又分为低端和高端服务业，其受疫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导致整个服务业其实下降不快，比如线上教育这样的行业反而有较快的增长。但疫情对于需要接触的、需要人和人之间现场服务的这些行业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这样的一些工作很多都是由农民工组成的，所以这可能会对就业市场影响很大，由此可能会对收入差距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第四，疫情对就业可能构成长久影响。由于疫情，人们长期处于一种线上工作、学习的状态，这会带来一些新生的就业机会。比如，在线教育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领域，可能构成长久的影响，但未来的需求状况还有待考证。

赵峥 副主任

第一，应结合此次疫情大考，综合考虑短期经济冲击与长期深化改革的关系。短期内看，此次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影响经济发展的“黑天鹅”，不可避免的对就业、外贸等领域造成冲击。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此次疫情是一次“大考”，很多问题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还有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例如，就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而言，这就是个长期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已近50%，高校毕业生市场供需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在疫情影响下更突出。而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短期应急政策，而是需要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

第二，不必过分解读疫情影响，需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可避免，一季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有所体现。但总的来看，我国是一个大国、产业门类齐全、消费潜力巨大，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在良性轨道上。对疫情的影响，应该辩证认识，需要认真分析，但不能过分解读。特别要注意，防止部分地方和企业，打着应对疫情的“幌子”，盲目上马项目，扩大投资规模，不注重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同时，我们已经出台了很多复工复产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要加强政策研究水平，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和差异性需求，避免“一刀切”，进行精准施策。特别要防止地方政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表面化”问题，比如为了追求“复产复工率”，只关注企业到岗人数，而不注重企业生产运营和产能恢复，只形式上“复工”未实质上“复产”，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

第三，数字经济前景广阔，但需结合区域实际并强化制度保障。从全球范围看，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水平都居于领先地位。在长三角等一些地区，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方面也走在了国际前列，展现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和其他经济形态发展一样，数字经济发展也需要考虑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科研能力、人力资本、开放程度水平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条件也不一样，因此，也不能一哄而上，而要综合考虑自身条件，探索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同时，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如何界定数字经济的内涵？如何衡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来解决。此外，数字经济的核心应是法治经济，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数字社会秩序“失序”、网络公共安全等问题已经有所体现。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数据资产权属界定、数据资产交易规则设计、数据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用好的“数字治理”推动健康的“数字经济发展”。

汤学黎 助理院长

第一，疫情期间教育服务企业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方面，线下业务受到较大冲击，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截至2月底，44%的教育服务企业因为疫情影响有裁员计划，截至3月底，场地租金、人力成本、营收仍然是困扰企业最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线上业务则呈现向好状态，虽有30%的教育企业在疫情期间存在10%-30%的裁员，但仍有15%的教育企业的雇员数量有着10%-30%的上升，这部分增量主要体现在在线教育领域，教师、技术人员和运营人员占新增就业的大部分 

第二，教育服务企业积极发挥就业蓄水池作用。在毕业生就业问题方面，好未来历年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占总入职人数的50%。为积极响应国家“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号召，好未来集团面向全社会开放了产品运营、技术研发、教务运营、教学教研、职能管理等多个类别岗位，在稳就业促发展中发挥自身作用。受疫情影响，当前在线业务的入职人数相对增长，2020年计划招聘应届毕业生人数增加至2万人。包括新东方、猿辅导、今日头条等在线业务方面的人才需求均普遍增加。 

关成华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疫情对经济、就业的影响和冲击是短期的，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在国家强有力的决策和部署下，以及此前国家和各地一系列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的引领下，面对这次突然的外部冲击，我国经济有能力实现软着陆。疫情下新兴业态如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体现出我国创新的能力和潜力，对于打造增长新动能起到积极影响，但还需不断关注变化、研判新趋势、完善治理体系。就业的问题需要从稳定中小企业以及关注农民工、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入手，短期支持和帮扶，长期则需不断提升人力资本，释放人力资本红利，才能实现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解决结构性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诚如疫情一样，在这次大型社会实验中，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还需通过能力、态度、方法等方面的提升，通过稳健的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